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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世界

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下）

李伯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叁/扬长避短：中国的优势和劣势

为什么中国经济变化和外贸之间会有这种正相关的关系？我们看看中国优势和劣势，什么是中国的优势，什么是中国的劣势。

经济要发展，就一定需要资源。资源主要有两种：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我们从小教科书上都学习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地，我们的中国地是大，但不是最大；物，现代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物来说，我们的物并不多。

我们的人口确实很多，过去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所以要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人虽然很多，但是劳动力的质量也很高。所以我说中国经济资源的特点是，在自然资源方面，地大而物不博，在人力资源方面，人众而质量高。

大家觉得怎么会说中国地大物不博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首先要吃饭，要有耕地。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国，但中国的耕地在世界范围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事实上，中国耕地的总量比欧洲小很多，比印度也小很多。印度虽然国土面积只是我们的一半，但是印度的耕地面积比我们多很多。如果比美国，比前苏联，我们的耕地面积更小很多。我们的耕地面积比澳大利亚、比巴西多，比日本多，但是巴西和澳大利亚人口比我们少很多。所以按人均的数量来看，我们人均耕地在大经济体中仅仅比日本高，比印度差很多，比欧洲、美国、前苏联地区、澳大利亚、巴西，我们人均耕地更差得多。而且在我国的北方、西南很多地方，耕地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们在农业方面是严重受资源限制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以工业经济基础为基础。工业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而我们看这张世界矿产分布图，可以看到，在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分布是稀稀拉拉的，数量不多。如果看欧洲、俄罗斯、南非、美国、澳大利亚，他们资源丰富很多。

世界矿产资源分布图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国现在的能源，最稀缺的是石油，我们的石油储存量只占世界的2%，所以今天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不得不向俄罗斯和中东大量进口石油。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但是我们的铁矿并不多，只占全世界14%，而且我们大多数铁矿石的品位低，炼一吨铁需要的燃料，比用澳大利亚、印度、巴西铁矿石炼铁所需要的能耗多好几倍，所以我们不不得不大量的向印度、澳大利亚、巴西购买铁矿石。所以我们在资源方面，特别是在工业资源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在人力资源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刚才我说，过去的传统的观点是，人多、吃饭多，会拖住经济的后腿。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人力资源有量和质两个方面，我们的人口数量是很多，但质量怎么样是更关键的。从世界历史上说，近代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之后，人力资源有很大的变化，和过去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新型的人力资源有三个大特点。第一，工作勤奋，要努力勤奋的工作。第二，重视教育，因为接受教育之后才能学新的技能，第三要有商业精神和商业材料，要会计算，知道什么对你最划算，同时对单位、公司、国家最划算。

人的本性并不是天生愿意勤奋工作，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愿意用同样的报酬而多干工作。欧洲人也是这样，但是到了17世纪，欧洲开始出现一次大变化，有一位荷兰经济史学家弗里斯（JandeVries）创造一个词IndustriousRevolution。请注意：这不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而是勤勉革命。什么叫勤勉革命？到了17世纪，特别在荷兰，欧洲人开始比较努力的工作，变得更加勤奋。工人和农民愿意多工作，愿意接受比较长时间的工作，获取更多的货币收入，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且去购买一些不是生活必须的消费品，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工资就那么一点，一定要买苹果手机、汽车，其实这些东西未必那么需要，但是一定要买，体现我是中上层社会的人，我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欧洲人开始变得努力工作，开始荷兰人，接着英国人，后来德国人等等，他们变得比较勤奋。在中国，至少从明代后期之后，至少在中国东南部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人们变得非常勤劳。所以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已经真正的衰落，中国的拳头产品丝、茶、瓷器都不行了，丝市场被日本夺取了，茶市场被英国人在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的茶园夺取了，瓷被欧洲人自己的产品夺取了。中国没有很多好东西可以输出了，而这时西方人看到中国一种宝贵的资源：人力。

美国在19世纪中期修建铁路的时候，要修建一条贯穿美国铁路，他们招大批的华工，还有很多欧洲穷国的工人，如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在一起工作，结果老板发现中国人特别勤劳，拿一样的工资，可以干得更多。老板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解雇白人工人，多雇中国工人。白人工人不干了，他们是有选票的，所以通过他们选票，让国会通过一个排华法案，从那个时候不准中国人进入美国，而且画了很多丑化中国人的漫画在报纸上。这些中国工人唯一的罪过，就是太勤劳。这个法案到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和美国是盟国才废除，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向中国人民道歉。

中国人重视教育，这是中国的特点。刚才提到的柏金斯（DwightPerkins）教授，就说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主要特点高度重视正规教育。教育有各种各样，正规教育就是读书，能够识字，能够写作，能够计算。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中国移民到了海外，第一代都是穷人，第二代都是都去上学，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有人认为在清朝的时候，读书是富人的事，和一般体老百姓，和普通劳动者有什么关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在中国，特别是中国东部比较发达地区，普遍受教育已经出现。比如说在江南，现在的湖州那一带，农民的孩子都要去私塾去读书，上学3年，会识字了，就回家种田。在湖州双林那一带，农民小孩子7、8岁的时候被家长送去读书，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帮着做一点工作。在杭州那一带，农村孩子读书到15岁吗，然后回去种田。在现在的上海也是明清的松江府这一带，小孩10-15岁，一定要让他上学识字，是穷人也要读。

由于普通受教育的结果，中国人的识字率是非常高的。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罗友枝（EvelynRawski）教授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35%，女子我2%-10%，这是全中国的平均数。考虑到清代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比例已经不算低了，比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要高。另外，中国东部，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识字率更高。比如说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的男子识字率为40%-50%，在广州城是80%-90%，识字率跟今天印度差不了很多。

这样普遍高的识字率，是一个国家难得的财富。这样高的识字率，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旁证。这是一位西方绅士的照片，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他是马礼逊（RobertMorrison）。这个人是英国传教士，是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国白话的人。他来中国传教之前，学了中文，也学了广东话，之后进入广东传教，马上发现中国的方言太复杂，就广东而言，离开讲白话的地区，到了潮汕地区完全听不懂了，到了潮汕讲客家话的地区又完全听不懂了，而且在每种方言的区域内，还有很多次方言，都很难懂。他想：我难道一辈子要学各种方言才能传教吗？他发现中国人识字率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识字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这应当是对传教事业最大的贡献。他结果把《圣经》翻译成白话。翻译成白话的过程中，把《圣经》的一些片段加以解释，写成小册子，由他的门徒分发给有兴趣的人，他的门徒梁发分发给一个从广东农村来的读书人，这个人四次考秀才考不上，感觉很绝望。他在年再次落榜后得到一份小册子，回去看看之后做出了改变的中国的事，这个人就是洪秀全。

中国人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才干，也是很突出的。早在明朝时，一位著名的改革家周忱就说，在现在的苏州、松江、上海一带的人，很厉害，很巧，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做生意。柏金斯教授也说19世纪中国农村已经具有相当的商业知识和才能，能够进行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佃、雇佣、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这些本领，在现在的很多亚非国家，一般人民还不具备，而中国在19世纪大多数农民就已经具备了。由于具备了近代经济对劳动力的三项基本要求，所以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劳动力的质量很好。

刚才说到苦力，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开发美洲、澳洲、东南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到中国来招工人。当时中国人很多不愿意去，西方人还用了一些强迫的手段，拐骗中国人去，叫做苦力，也叫猪仔劳工。他们运到海外的中国苦力有30多万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太少，劳动力不够。其实不然。有些地方像印度，本地人很多，但是英国还想把中国的苦力运到印度去，尽管印度有那么多的人。这些苦力到了新的地方，他们的处境怎么样？他们大部分是契约劳工，依照合同，必须在新地方的种植园（也叫庄园）为雇主干7年活，然后给苦力自由。7年之后，那些欧美人庄园主认为这些苦力干的很好，给他们加工资，请他们留下，但是几乎所有苦力都离开了，去做生意，而且生意越做越大。有一个有名的人叫林绍良（SoedonoSalim），生于福清县农村，因为家里太穷，15岁从跑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谋生。到了50岁的时候，他成了印度尼西亚第一富豪。为什么他能够成功？他不是孤立的例子，现在在整个东南亚，华人是经济上最强大的一个族群，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优秀。我们不认为这是因为“种族优秀”，而是中国经过长期的商业化的熏陶，使得中国劳动力具有这样的素质。

LiemSioeLiong(SoedonoSalim林绍良)

到今天，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人在世界上，特别是涉及高科技、高技术这些方面的成就很大。以美国为例，美国有万华人，54%的华人都是大学毕业，27%拥有硕士学位。美国的万华人中，7人得诺贝尔奖，个人是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医学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士，人是美国常青藤的教授，超过20万国内高校出去的留学生在美国工作，大部分从事高薪技术产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金融、还有高等教育。这些人不管是在海外成长起来的，或者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成就，追本溯源，可以说都拜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所赐。

有了这样优秀的劳动力，所以刚才提到的美国经济学家摩尔说：“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别国，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能够以低于别国成本进行生产，使今天在第一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迅速的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这一点很明显，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高技术产品方面的一个重要生产者，中国人在30年前根本想都不要想的事情，今天我们做到了，总的原因还是中国劳动力的优秀。

肆/扬长避短：中国的繁荣之路

中国要繁荣，怎么才能繁荣？只有扬长避短。我们在资源方面是不利的，在人力方面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必须弥补我们自然资源的劣势，发挥我们人力资源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班法是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因为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不是一个有侵略传统的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扬长避短。

最早看到特点的是一个美国人，名叫蒲安臣（AnsonBurlingame）。这个人经历非常奇特。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共和党的创始人，做过美国驻华公使，这也不足为奇，奇特的是他也做过中国驻美公使。他在美国驻公使期间，因为比较同情中国，所以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态度中，他算是比较温和的，做事也会考虑中国的利益，所以清朝政府感谢他，认为他能够主持公道。所以他在美国驻华公使任期满之后，清朝政府聘他做中国驻美公使，做中国驻美国最高外交官。这真算得上够奇特的吧？在得到清朝政府的任命之后，他确实开始为中国工作。年，他在美国商会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对到会美国的商人说：“把你们的小麦，你们的木材，你们的煤炭，你们的白银，你们的货物交给我们，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把它送到中国，给你们带回茶叶、丝绸和自由的劳动力”。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卖给中国小麦、木材、煤炭，这些都是资源性的产品，白银是硬通货；从中国运回来的茶叶、丝绸，都是制成品，自由劳动力是优秀的人力资源。所以，他这个说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要扬长避短，就必须通过贸易，通过贸易弥补中国自然资源方面的劣势，发挥中国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18世纪中国大繁荣时期，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量使用外部的资源，例如日本的铜，美洲的银，东南亚的粮食、木材、锡、香料、药材，蒙古的牲畜、皮毛，印度的棉花、染料，美国、俄国的皮毛，等等。这些资源都是中国自身不够的。比如说粮食，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到了19世纪，中国的国内粮食生产已没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特别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粮食已经告急，一个原因是在这些地方，大量的土地改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长三角粮食不够，可以通过长江流域来弥补，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运到长三角。广东珠三角，很多土地用来种棉花，粮食不够，必须大量输入东南亚的大米，特别是从越南和泰国。从年代，中国商人每年从越南的嘉定地区运回大米大概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泰国的米，开始时中国商人每年运回几万石，到了乾隆时期大概是几万石到十几万石，最高年份几十万石。到了19世纪初期，每年进口几十万石，最多的到70多万石。这些大米使得中国在珠三角这样的地区，能够把土地更有效的使用。清朝政府对此给蒲安臣（AnsonBurlingame）

中国的矿产资源比较贫乏，但是东南亚地区矿产资源很丰富。东南亚矿产资源长期没有开发利用。18、19世纪，华侨来到东南亚，大规模开采矿产。华侨办的矿场及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在缅甸东北部、越南北部、越南中部、婆罗洲（就是现在的加里曼丹西部）最为集中。其中，像婆罗洲的金矿，年代发现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跑到那里去开矿。他们开发矿产这些资源，大多是运回中国，使得中国获得新的资源。

刚才说棉花，19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布出口国，但是中国的棉花不够用的。因为生产棉花需要大量的棉田，而中国没有那么多更大可以改为棉田了。因此中国大量进口棉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在年-年之间，广州省进口印度棉花的数量就是英国第一家纺纱机——阿克莱特纺纱机——出现时，英国全国使用的棉花总量的6倍之多。19世纪初期，广东输入的棉花和英国输入的棉花数量差不多，都是大量输入。没有这些印度棉花的输入，广东珠三角的纺织业难发展起来。没有越南、泰国的大米输入，珠三角也很难发展起来。

由于外部资源的输出，中国出现了一些外向型的经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的纺织业，产品都在外面，原料很大一部分从外面进来的。福建、安徽的制茶业，大量的茶叶生产出来是为出口。景德镇和德化的瓷器业，都有大量产品出口。所以，外贸使得中国部分地区走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大家都觉得中国外贸应该有更发展。但是事实是，中国外贸越来越差。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列强强迫中国接受5%的低关税，这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没有关税保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比如说棉布贸易，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棉布还没有办法在价格上跟中国的棉布竞争。这时英国已经大致取得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部门就是纺织业，英国已经用机器纺织布。但是在英国市场上，英国的棉布还竞争不过中国的棉布。因此西方国家一方面强迫中国大幅降低对进口棉布征收的关税，另一方面对中国棉布征收高额关税。年，美国对中国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是中国棉布对美国棉布进口税的25倍。这就是说，只准我卖给你，不准你卖给我。这对中国当然非常不利。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原因，例如中国割地赔款、中国被划为势力范围，等等，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直到年之后，中国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贸易虽然增长很快，规模还是有限。到加入WTO，中国的外贸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加入WTO，是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这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大发现，带来世界经济的大发展。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不是世界市场经济和多边贸易化体系里的一个部分，所以改革开放搞了20年，从年-年，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局外者。但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找到了一个规模空前、增长迅速的新市场，所以使得中国外贸一下子有广阔的天地。

这个广阔的天地，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有19亿亩耕地，全国人民每年需要粮食8亿吨，生产8亿吨粮食要多少劳动力？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万劳动力就够了，但中国现在农村劳动力总数是近5亿个。也就是说，生产粮食之外，有4.6亿劳动力是多余。多余的劳动力就不能创造价值，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就是非农产业和城市，到城市里做工，哪怕在城市里做的是简单的、低报酬的工作，也比在农村里没有事干更好。进了城里，一方面是自己创业，到私营、国企里外企工作。中国有万劳动力直接被进出口企业（包括外企、国企和私企）雇佣，而被间接雇佣人数超过1亿。有很多虽然不直接为进出口企业工作，但也为进出口企业生产配件、零件，生产配套东西，所以是间接。有1.6亿中国人直接或者间接的为进出口服务。每家都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所以背后至少连接着5亿人口。如果说不进入世界这个大市场，他们就要受影响了。

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皮特·波特勒尔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发表，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世纪之交的中国：加入WTO对中国持续改革的重大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增长率接近1.5%。此外，还必须加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1亿)和万需要再就业的国企职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要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必须每年至少增加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首7年内创造的就业机会总和”。这就是说，要给这些劳动力工作，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得掉才行。所以，中国要发挥优势和弥补劣势，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解决。

伍/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与历史经验教训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谈谈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和历史的经验教训。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这当前的在疫情下，大家都很清楚，甚至在去年中美贸易战时，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其实，还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几年，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中国面临大问题，他们称之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比如说经济学家樊纲在5年之前就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另一位经济学家管清友也说：“中国经济和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有人说未来3-5年，是中国经济30多年来最困难的3-5年，有人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说现在是一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4年前也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根进中国经济35年了，以前30年我都很乐观，最近5、6年转到悲观了”。就是说，早在中美贸易战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出现。这些问题，到了中美贸易战，到了今天的疫情，变得更加的严重。贸易战和疫情暴露出更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号召制造业转移，从中国转移出去，转移到东南亚和本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优势现在逐渐被东南亚国家取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东南亚，特别比越南，要高很多，而越南的劳动力比较年轻，也能够吃苦。而西方的工程师队伍很优秀，基础建设也不差。所以西方国家推动产业转移，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把核心产业转移回本土。

这种转移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去年中国外贸总额占GDP的31%以上，美国还不到20%，所以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后果，有人认为只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我们看看现实是怎么样。我举两个大家都熟悉而且非常尊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话，来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位是袁隆平院士，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农业绿色革命之父，为中国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他说“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这是粮食的重要性。上个世纪60年代饥荒的时候，饿死的人我都亲眼看过，大家都没有饭吃，叫花子都去讨饭，饭都没有，你讨谁？”记者问他，“好多人都说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够，是吗？”袁隆平院士说“没有，中国差不多14亿人口，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举个例子，大豆也不够吃，我们中国人吃豆腐，每年进口七八千万吨，记者说“数字有什么感觉吗？”袁隆平院士说“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如果人家卡你，不卖粮，就麻烦了，就要饿肚子，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袁隆平院士说的话，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可以看国家公布的数字，去年我们国家粮食自己生产6.6亿吨粮食，进口1.06亿吨粮食，进口和国产粮食大概是6比1。如果按去年消费水平，我们国家缺了1/7的粮食。现在，从进口金额来说，我国在世界上是第一粮食进口大国，我们进口的粮食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特别是像大豆、玉米这样的粮食，我国需要的大豆80%以上都是进口的。去年进口达到万吨，占全世界大豆贸易的60%，全世界生产出来大豆60%都是卖给中国的。大家想想：大豆除了做豆腐还有什么？我们中国养猪要喂饲料，饲料主要是大豆，如果没有大豆，我们就不可能吃到那么多的猪肉。经过去年和美国贸易战，今年又是疫情，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但是就是在今年一季度，我们中国还进口了万吨大豆，其中美国是万吨大豆，所以我们中国是离不开世界粮食市场的。

刚才我说了一位我们非常尊重的科学家，现在说说一位非常尊重的企业家任正非先生。他说：我们中国今天有很大的成就，“中国在工程能力上的创造是强的，在理论是弱的。移动通信、光纤通信、移动互联网不是我们发明的，马车、汽车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在人类发明上还是少的。”他接着说：“中国毕竟是后发国家，美国可是一百多年来的进步，创新土壤各方面都比较好，美国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华为到现在仍然崇拜，华为要继续大量使用美国的部件，这是人类文明成果”。他再接着说：“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估计未来20-30年，甚至50-60年还不能消除，美国领先世界的能力还很强。我们要将差距缩小到我们能够活下来，以前这是最低纲领，现在是我们最高纲领”，“任何时候要保持头脑清晰，不要一点小成功就小人得志”。这是任正非先生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任正非先生这段话，有人认为可能只是针对华为而说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在全世界制造业形成的四级梯队，中国在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性的改变。四级梯队，第一级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是资源输出国，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苗部长指出：“中国制造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落到以来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所以苗部长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要让它们撤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在6年前发布《经济蓝皮书》也指出，中国工业很多行业高端产业大量依靠进口，比如说我们中国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从金额来说超过10亿欧元，还有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关键零部件、中国核心技术也不足，严重依靠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80%依赖于进口。因为我们现在部分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外需，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一旦全球市场遭到贸易保护政策，产品就会造成极大冲击，所以我们现在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我们前面讲的历史，给我们很好的经验教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North）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我们过去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只有进入世界，才能繁荣，这一点，我们的过去已经为我们决定了，所以我们只能搞开放。如果我们违背历史的必然，一定要吃亏的。

所以，在年的时候，举行了改革开放40年活动，党中央发出“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总动员令，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迈向全方位开放和高水平开放的新时代。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从五个方面扩大开放。所以，这个是我国的国策，也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方面，我们要深刻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进一步改革，全面改革和高水平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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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