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一句话，“福祸无门，唯人自召”，是祸是福，完全看个人的行为而定。既然福祸操之在己，那怎样才能得福避祸呢？

《易经》的智慧告诉我们，是福是祸主要就在能否谨守本分，也就是守分。

《易经》中讲：“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这句话是提醒人们，要安守本分，不要去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否则大祸必至。

所谓守本分，就是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曾子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

《长短经·反经》里，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之间的一件事。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这个地方的长官，鲁国的卿大夫季氏限百姓在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由子路主管这件事。

为了要鼓励大家做工，公家的经费又不够，子路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贴上，乃至从家里弄粮食来，供给大家吃。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工人吃的饭倒掉，把铁锅给砸破。

子路气坏了，跑去跟老师吵架，对孔子说：先生天天教我们要做好人好事，推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却让子贡来捣乱。您这是嫉妒我行仁义吗？

孔子却说：子路！你不要糊涂，当了天子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能爱天下；当了诸侯，就爱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职务以内的事；普通人，就爱自己的家人。仁义之举当然是好事，但是超过了范围的仁义，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威。对你自己，对大家、对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孔子这样做，也是对子路无比的慈爱，是爱护学生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子路这样一做，他会大得人心，但必然会引起的嫉妒，有人就非把子路害了不可。所以，就连实施仁义爱人这种事情，晓得自己的本分，也要恰到好处。

在哪个位置想哪个位置的事，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越矩，就是守住你的位，就是守分。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北靠浙江，西接江西，南连广东。依山傍海，海岸曲折，多港湾海岛，全省有个鸟屿，仅次于浙江，位居全国第二。多山地丘陵，可分为闽西山区、闽中山区和沿海平原，主要山脉有武夷山、戴云山等。闽江是境内最主要的河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秋多台风，年降水量毫米左右。这样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福建文化所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山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另一个方面是濒海多港湾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

（一）内陆文化的特征。福建的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自古就有“东南山国”之称。西北有武夷山山脉、东北有太姥山脉、西南有博平山山脉、中部有鹫峰、戴云两山脉。在古代外省入闽主要通过仙霞关、杉关、崇安分水关、福鼎分水关、诏安分水关，这五个关口入闽，而这些地方地势非常的险要，要入闽实属不易，史书记载“闽道更比蜀道难”。再者，从福建人口的聚集地来看，盆地是居民密集的聚集地，例如浦城、武夷山、建瓯、邵武、顺昌、尤溪、三明、永安、长汀、上杭、漳平、德化、华安、古田和屏南等都是人口聚集的盆地。因此，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古代福建交通的闭塞，不同区域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样对文化所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①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约中晚唐之前）福建文化落后于北方。福建地处东南在古代是属于蛮荒之地，落后的交通使得中原的文化要传到福建变的非常的困难，而土著的闽越人自身文化又相对的落后。同时福建相对的隔绝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形成不同的方言，而不同的方言却不利于人们口头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②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福建是一个移民的省份，在两晋南北朝、唐前期、唐末五代、两宋之交、明清时期北方大量的移民涌入福建，由于移民的时间；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的程度不同，再加上省内、省外交通不便等原因形成了福建不同的方言区，如闽东方言区、兴化方言区、闽南方言区、闽北方言区、闽客方言区。而在不同的方言区又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例如，闽东方言区信仰监水夫人和五帝；兴化方言区信仰妈祖；闽北方言区信仰扣冰辟支古佛；闽客方言区信仰定光古佛。不同的民间信仰又促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戏剧。例如，有莆仙戏、高甲戏、芗剧等。福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山，适合蚊虫的生长，蛇类众多，古代先民对蛇既害怕又崇拜，从而形成了蛇的图腾。在古代使用干栏式的建筑也与这样的气候有关。如果按河流的分布来看福建的文化可以分为闽江流域、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的三大文化圈。所以，福建文化本身有很强的小地域色彩。2.许多中原古文化在福建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①福建的方言中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词。一些古汉语中常用的词汇在普通话中已不用或少用了，但是在福建的方言中却被保存了下来并还在使用，仍然有它的生命力。例如古汉语的“鼎”，也就是现代汉语的锅，在福建的方言中还清晰可辨，再如古汉语的“面”，也就是现代汉语的脸，也一样非常容易辨别出来。②在福建的许多乡村中保存着聚族而居的传统。聚族而居的传统原本起源于北方，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这样的传统在北方现在已经逐渐消失。在南方的福建却保存了下来。原因主要有这些，北方的移民利用宗族克服南迁途中的种种的困难；利用宗族同当地的土著进行抵抗；不同时期的移民利用宗族争夺生存的空间和政治利益；多山的地理环境容易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③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理学的来源之一是儒学，而儒学在汉代以后随着移民南迁传入福建，到了宋代，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流派对释、道、儒加以改造，构筑了完整的理学体系。④在民俗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风。两晋南北朝以后，中原民俗传入福建，由于交通不便和聚族而居等原因，保留的相当的完整。例如，现在福建的端午节、重阳节、寒食节等很多都是从北方传入的。

（二）海洋文化的特征。福建海岸属于基岩海岸，海岸线漫长而曲折，长达．02公里，仅次于山东省，居全国第二位，岸线曲折率为1：5.7，居全国第一位。山丘向海延伸，形成曲折的海岸和众多的港湾。全省有大小港湾个，其中较大和较重要的港湾自北而南有沙埕港、福宁湾、三沙湾、罗源湾、福州港、兴化湾、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港、金门湾和东山湾等。沙埕港、三都澳、罗源湾、湄洲湾、厦门港和东山港是福建省六大深水港湾。福建的港湾一般深度较大，两侧有半岛和岬角环抱，形成“口小腹大”的形势，风小浪弱，不冻，少淤，港域广阔，掩护条件好。天然良港的优越地理环境，再加上“八山一水一分田”不适合耕作的内陆环境，使得沿海的居民把眼光放到了海上。西晋：闽江和晋江流域的海运已有相当规模，造船业发达，出现了“八槽舰”的水密舱技术。隋唐：海运北至日本、高丽，南至南洋各国。宋元：泉州成为“东方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明：漳州月港日趋繁盛。这些海外贸易的发展反映在文化上则是福建带有浓厚的海洋文化色彩。

1、重利的价值观。在古代的中国长期以来重本抑末，“以末致之，以本守之”，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而福建由于海外贸易和商业的繁荣，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宋代刘克庄就指出当时的泉州是一个“只博黄金不博诗”的典型商业社会。明以后则进一步加强，李贽感叹道：“天下尽市井之道也。”商业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2、敢于冒险的性格。古代的航海和海外贸易几乎是一种生命的赌博，非常的危险。航海要面临惊涛骇浪，船只随时有可能被大海所吞没的危险。因此，航海的人常常不得不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这就使得他们在心理上能够面对各种艰难的挑战，敢于去冒险。如泉南人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特别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冒险的性格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成为积极进取的开拓的精神，在开发台湾省和东南亚地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漠视礼教。沿海的家庭由于男子多出外经商谋生，妇女渐渐冲破礼教的束缚走出家门。在中国传统的礼教以俭朴为美德，由于商业经济的发达，耻贫夸富却成为泉州地区的风尚。在衣着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泉州惠安解放前的服饰被叫作“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就很能说明问题。

4、开放融合的特性。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宋元时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宋元时期泉州地区除了传统的道、佛、自然崇拜、祖先、鬼神，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格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泉州成了“宗教的博物馆”，这与其融合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5、爱国主义的精神。福建人强悍好斗的性格与原有的宗族意识有紧密的联系，在福建的闽南地区明清时期常常发生村落间的械斗。发生械斗的原因我们暂且不去追究，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正是这种不甘受欺压的性格，在近代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能够奋起反击，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已的国家。例如闽南文化区中，明戚家军抗击倭寇，清郑成功收复台湾，近现代陈嘉庚、黄变住、韩希琦、李光前等数十位华侨捐资家乡。再如闽北文化区受朱子思想影响，闽北的学人注重节义，在民族存亡关头，提倡名节忠义，反对议和。而福州文化区在近现代则涌现出一批志士仁人和著名学者，如林则徐、严复、林觉民等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质，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篇章。

总之，福建以其靠山、濒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具有鲜明的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双重色彩。

《道德经》中有“三知三守”的说法：“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用白话讲就是，有足以称雄的实力，而安守着柔和的状态不露锋芒；对万事万物都明察秋毫、洞烛千里，却不以自己的看法、意志强加于人；可以达到荣华富贵、重权厚利的地位，仍能安守平淡的生活，永恒的德行才算圆满，回归到纯真质朴。

总结起来，君子都是藏器于身，但安守本分，不漏锋芒的人。要做到这点，靠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心。

中晚年时期的曾国藩，手握重权，但他却一直坚守自己的内心，不贪污、不行贿、不谋私、不枉法。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有一个县令欲拿王羲之书法的唐代摹刻帖贿之，其为宋代淳化阁帖的祖本，异常珍贵，价值连城。

但曾国藩在赏玩片刻后，原封不动地退还回去，并在当天日记中写下八个字：“世间尤物，不敢妄取。”

曾国藩死后，留下的财产不足两万两银子，仅相当于一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如此，在那个昏沉的乱世实属难得。

只要守住自己的心，以不变应万变，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不管有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不受干扰，不受诱惑，沉着应对，就能不被外物所扰，不为外境所转，既使身边乱纷纷，也自能岿然不动。

守得住心的人，温厚、宁静，就像大地，永远把自己置于低处，但没有人否认它的博大；

守得住心的人，收敛、含蓄，就像大海，永远把自己放在低处，但没有人否认它的深邃。

守住内心，才能保持淡定与宁静，才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易经》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众。”这是让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嘴。

有人在与别人相处时，夸夸其谈，自认为似乎眼界很开阔，知识很渊博，积淀很丰厚，岂不知给人的感觉却是轻薄、肤浅和狂妄。

吉祥的人言语很少。因为他的心静得下来，心一静下来就懂得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所以话不多，但是话一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能够信任，所以他都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

庄子在《人间世》中感叹道："夫言者，风波也！”自古以来，祸从口出的例子数不胜数，轻则得罪人，重者甚至丢掉性命。

《艾子后语》中记载：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他自称自己已经活了几千年了，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苍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等上古神仙。

有一天，赵王从马上摔下来，伤的不轻。医生说，需要千年以上的血才能治愈，于是赵王就命令把方士杀了取血。吓得方士赶紧澄清自己是吹牛，但是赵王不信他，认为他是为了保命而撒谎，还是把他杀了。

守住嘴不是不说话，而是会说话，就是孔子所说的“讷言”。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老子则曰：“大辩若讷。”“讷言”，即忍而少言，谨慎慢言，说话前要三思，切勿口无遮拦，信口开河。

守住嘴就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不说话；心不平时，不说话；有牢骚、有情绪时，紧闭口，不说话。

《道德经》“易性第八”章以水喻道，阐释“七善”之德，正是开启修道者观水悟道智慧的钥匙。法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养生处世，则近于“道”矣。朝真访道，临水静观，追寻祖师，感悟《老子》，妙不可言！

水与“道”，本性甚似。水以万千形态和以一贯之的品格形象地诠释着“道”。道祖老子在《道德经》“易性第八”章里赞叹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儒圣孔子亦与道祖共识，他盛赞水有九性：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曰“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祖师先贤论水的精辟之说，正是开启我们观水悟道智慧的钥匙。

道祖老子称赞水的美德，认为水是最好的“善”。这种善等同于“上德”，最接近“道”的品质：滋养万物，利而不争；水心空虚，渊深清明；甘居幽下，容纳百川；变化无碍，方圆自在；动静合时，生生不息，周流不止……老子赞美水“善”的德行，推崇它“不争”的品质，揭示它“无尤”的境界。细细体味，意趣深远玄奥，令我等后学学修体悟而难能尽得其妙，只有以水为师，感水之德了。

谨守本分的人，能守住位，能守住心，能守住嘴，认认真真做人，脚踏实地工作，不偷奸耍滑，不坑蒙拐骗，不欺不诈，不妒不媚，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自然能够避除灾祸，吉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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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