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毋庸讳言，中国历史学、哲学和国际政治学近几年兴起的关于“天下秩序”和“天下观”的讨论源自“中国崛起”的现实及其政策需要。在一些关于“天下秩序”“天下观”文章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是一个建立在礼仪秩序之上、崇尚仁爱与和平的、完美的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构建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具有无可置疑的借鉴意义甚至指导意义；二是认为天下秩序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完美地在历史上行之有效、一以贯之。这些倾向可以说是一种基于需要而对历史进行的误读。

如果非得用一个概念表达传统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世界秩序”(事实上是东亚秩序，但存在一种超越东亚的世界性的想象)，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确实可以被称为“天下秩序”。然而，由于天下秩序力量结构层面的流动性(非同心圆结构)、朝贡制度存在复杂的变化、以夷变夏的合法性等原因，它更多地是一种与周边政治行为体达成共识的国际公共产品。许多天下秩序的倡导者与批评者在分析天下秩序的时候存在主观臆想，其中交织着对过去的误读和对未来的焦虑。

当代中国力图运用历史经验重建世界秩序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除现实政治的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天下秩序在历史上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地行之有效、一以贯之。本文基于历史分析，从中国王朝身份的一般讨论和天下秩序的结构层面，对中国是否在传统上是一个帝国、中国的世界秩序在实践上是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进行了反思。

一、帝国迷思

(一)对中国王朝的误读

称传统中国为“中华帝国”是对中国王朝的误读，无论是英文的“empire”还是古汉语的“帝国”,用来称呼中国王朝都是误称（misnomer）。比如，由于清朝多民族共建的特殊性和庞大的地域特征，新清史学者将清朝与英帝国进行对比研究，把欧洲帝国的历史理论用于解读清朝的性质，认为清朝的帝国构建具有亚洲内陆帝国特色，清帝国和英帝国“各怀有天下情结”，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权想象”。或者认为清王朝具有“殖民主义”特征而认为清朝中国是帝国。

中国的研究者也常将天下秩序称为帝国秩序。比较典型的一种观点将“中华帝国秩序”与“罗马帝国秩序”和“阿拉伯帝国秩序”并列，认为它们存在共同特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帝国中心为统治的圆心；等级制的权力支配体系，强制性的强权统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很早就开始称中国王朝为帝国。近代以来相当多的外文著作称中国为帝国（ImperialChina或theChineseEmpire）。尽管欧洲的帝国概念不同于中国的帝国概念，但英文著作者更愿意用人们熟知的“帝国”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统一王朝。

钱穆认为，派驻总督才可以被称为帝国，清代像西方的帝国，因为有藩属，但“细辨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因此，不要随便使用帝国概念描述中国：“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王尔敏指出：中国同化四夷“不是设重兵置总督。虽然没有发展出外交部，却也没有转变为殖民部”，中国只把天下的人分成“教化与无教化二种”。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权威堀敏一认为：古代中国（比如隋唐）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征服和强制而片面强加于人的。不同于主要依靠征服而建立的罗马世界帝国”。

中国王朝无须推行殖民，周边国家和民族从中国王朝的特殊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好处。他们需要强大的中国在政治上支持其国内的统治地位，而朝贡者得到的实际利益通常大于其所付出的贡礼，并且还能得到边境互市的恩赐。“天子守在四夷”的理念从不驱策中国皇帝在这些朝贡地区征税或派总督——而这正是欧洲帝国经典的治理方式。请求进一步归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却被中国拒绝的情况也有发生。如乾隆十九年（年），苏禄国王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倾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毋庸复行赍送图册。”

因此，天下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却有竞争性的产品成为“共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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