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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①，乘殷之辂②，服周之冕③，乐则韶舞④。放⑤郑声⑥，远⑦侫人。郑声淫，侫人殆⑧。”

①夏之时：夏代的历法，也就是我们现在依然还在使用的农历。历法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法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夏代，历法已经成熟，夏历被称为农历，就是因为它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指导农时的不可替代作用，古代帝王的首要职责就是组织大规模的天文历法活动，确定和编制每年的节气历数，指导农事活动，使民不误农时，这才是我们所熟知的“使民以时”的真正含义，也是天子这一称呼的真实来源。我们从夏历对于农事和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硕果仅存的活化石——中医的重要性，就可以大体领略孔子这里所说的行夏之时对于古代文明的重要性。

②殷之辂(lù)：辂，天子所乘的车，一般是木制。殷代的车朴素，结实，强调功能，简朴、实用。到了周代，车子可以用金玉来装饰，以奢华来夸张地表现主人身份地位的尊贵。孔子比照两者，作出取舍。③周之冕：周代的帽子。④韶舞：韶是舜时的舞乐，孔子认为是尽善尽美的；舞是歌颂周武王的舞乐，古代“舞”“武”通用。另说，韶舞就是指舜时的舞乐。⑤放：禁止、排斥的意思。⑥郑声：郑国兴起的民间乐曲，萎靡淫逸，迷乱人的心志，与礼教思想不合，孔子认为是淫声。⑦远：远离，疏远，不去接近。⑧殆：危险。

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奏《韶》乐，禁绝郑声的曲调，疏远奸佞的人，郑国的郑声曲调浮靡不正派，侫人太危险。”

在经过系统的铺垫之后，前面一章以子贡的问题解决了士君子如何行仁后，本章通过颜渊的问题，把这一“知德者鲜矣”的系列引入高潮：如何以仁道来治理国家，使一国行于仁道。

在这一章句中，采用的仍然是取象比类的方法，通过具象的表达方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子这里所要恢复的，是礼义的精神，而不是礼仪的形式。这里更不是简单的恢复周礼，而是依照礼义的精神，对三代礼乐进行取裁。也可以说这是从学理角度指出制定制度、制礼作乐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对于具有闻一知十能力的人，孔子所回答的，就不只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了，然而，仍然还是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取其象比其类，具象之下，含蕴着深刻的道理，周遍普恰，形象生动，万古不灭，学问道理一以贯之。

夏商周三代损益：历法为上，涵盖农时，当为“庶之，富之”之道；车辂当为行政体制之运行之类；周冕，取冕为象，象其礼治文为特征，乐取韶、武，为化民风。有所不取：放郑声，远侫人。

古人思维方式不同于现代人，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思维方式贯穿了文化建设的始终，它的成熟早于汉字的产生，汉字是这一思维的产物，同时也是承载这一思维的载体和传承这一思维的工具，它结合语言，是人类文化史上十分经典的创造。现代社会环境下，由于不同观念的冲击，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十分的零散，更很少有人有兴趣去发掘它所能达到的能于万之中独握其一的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不习惯，往往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古代的智慧，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进入到古人的精神境界之中。这种思维的训练，古人通过诗来完成，《诗经》就是训练这种思维的经典的教科书，所以孔子极力强调诗的作用。

本章就是一种典型的应用形象化方法的思维方式，取象比类，来说明治国安邦的方略。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韶舞、郑声，各有所指，取其象而各代其类。

时，就是天，天就是天时，天以时的方式发生作用，时就是天的作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古人所注重的天，就是时的作用。春、夏、秋、冬四时就是时的具体化，四时的运化就是天时，天地之间，万物共同在同一个太阳之下经历春、夏、秋、冬四时的运化，没有谁可以独出其外，这就是天道，这是天地间万物共同生存的背景，是天地亿万年运化的结果，没有谁可以一时脱离它的运化。

天时是时空运转的规律，人本身就是这种时空运化的产物，人生活于这样的时空环境下，必然要受其约束影响，人如何来适应、认识并利用自己所处的这种时空环境，就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这种学问以天文为基础，以数理为工具，由《易经》来集大成，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易经》是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文明与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特定内涵的重要的基础概念，并非现代观念中泛泛所指的概念。文，特指天文；文明，就是天文章明，天文已明；文化，就是圣人以已经明了的天文来化导、教化人类社会，形成人文，所谓“天文化人文”，《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里吐露了伏羲氏之所以能够使天下人都欣然归往他，也就是伏羲氏王天下所作的事情。伏羲氏是由于在天文上有重大的发现，并将天文成果用之于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能够卓有成效，所以，人们才主动向往归附的，这是王道的最初含义，“王”，就是“往”的意思，天下归往，所以，伏羲氏被认为是人文始祖，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基础。

伏羲氏所观的鸟兽之文，是仰望星空观测追踪由二十八星宿分列四方组成的五方七星天文体系。所谓的鸟兽，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文者，纹也，这些鸟兽是分别由七星组成的动物形象，四七，一共二十八颗星，围绕北极，分布于四方，北斗七星形成的斗柄就像一个横陈于天空中的巨大指标，黄昏之时，“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天文既是此文，即是五方四象二十八宿的天象运行规律，地球处于整体的天体体系之中，人们赖以生活的地面，就出现了二十四节气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天文“与地之宜”。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近及自身生命赖以维系的自己的身体，远到为这个个体生命提供物质能量支持的万物，都要受到天象变化带来的气候的影响，人们能够认识到这种节气物候的变化，就可以依循这种规律安排自身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到伏羲时代，以拟天道画八卦为标志，人们已经开始认识了天文的规律，所以叫天文已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这就开启了人类有意识地遵循和利用天文的时代。

人们开始以对天文的认识来潜行默化的开发和积累生产生活经验，逐渐形成了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面临新问题时，不断地以天文来化人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化要以文来化，文就是天文，以天文来化人文，开化，所以，天道，是重要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圣王更注重的是教化的功能，君王的职责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这就决定了恭己以安百姓的基本治国方法，以身作则，不令而行，此为化民，以德化民，这才是文明的作用，而不是斥诸武力、暴力或是镇压这种野蛮的行为。

到了夏代，天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夏历对天地人规律的把握基本成熟，夏历现在被称之为农历，至今，我们仍然使用农历来指导农业生产，中医仍然尊农历作为人身体养生治病的依据，用农历来研究人体与天地的对应规律，中医五运六气的研究仍然以农历为基础。中医认为，人体的疾病是由于人们的生活规律违背了天时导致的，顺应天时，至今仍然是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条件。丢弃了这些，实质上就是丢弃了文明。

夏朝以后，历法基本定型，但是，历法是王权的象征，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伏羲之王天下，就是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高端的天象运化规律。所谓奉天承运，就是人王要尊奉天地的运化规律，承此应时而作，所谓天子，他首要的职责就是沟通天人信息，主导人类的天文历法研究活动。而且，身为天子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心思来领导天文历法研究，使当朝天文历法研究跟不上天时的变化，那么，这样的天子就要考虑下台；或者，也可以普遍地认为朝代的更迭本身就是天时变化的结果，其实质是当政者已不能胜任于领导天文历法研究。这也成为后世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所以，在远古时代，变换朝代要体现在历法的变化上，以此说明前代的历数出现了问题，需要革新更命。但是，夏代以后，由于历法在大方向上已经相对成熟，商周两代不可能再作大的调整，这样，人们就采用更换岁首的方式，来表现朝代的更迭。夏以孟春一月为正；商以季冬月即十二月为正；周以仲冬即十一月为正。《周书·周月解》说：“夏数得天，百世所同，其在商汤……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

夏历正月是孟春，四月是孟夏，七月是孟秋，十月是孟冬。从正月到十二月平均分配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夏历已经把天数变化规律表达得比较完善，商周两代只能是“易民之视”，不可能再作根本性的改变了。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采用夏历。历法代表天道，所以孔子第一条，就指出历法。

颜渊问为邦，就是问治国之道，孔子提出几个要点：

行夏之时：历法是王权的象征，但是仍然具有实用意义，夏历，在当时还是最完备的历法，所以采用夏历。中国旧历分一年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又叫四时，每一时由孟仲季三个月组成，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孟春是建寅之月，是四时的开始。夏朝以此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这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时序相合，由于农业生产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顺序便于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不违农时”。在农业时代，夏历最为标准，直到现在，民间所用的农历还是夏历。

另据《尚书大传》，以及《白虎通》等书的说法，夏代以建寅的孟春月作为正，殷代以建丑的季冬月作为正，周代以建子的仲冬月作为正，王者各统天地人之一正，周为天正，殷为地正，夏为人正，因此也叫三统，王者相承，依此顺序，犹如连环，周而复始，三代以前的历代帝王也是这样循环。孔子所处的时代，东周已经开始衰弱，想到未来如果有继周而起的王者，必然依这样的循环，以建寅月为正月。理解了前面我们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性的基础理论，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说法不免就有附会之嫌，不过是另外一种的“易民之视”罢了。

乘殷之辂：辂，是殷商时代使用的交通工具。殷辂已经难以考证，《经典释文》说：“辂音路，本亦作路。”辂、路都是车名。依马注，以及《礼记·明堂位》郑注，殷朝的车子是木路，也叫大路，最朴素。《左传·桓公二年》说：“大路越席，昭其俭也。”服虔注说，大路是总名，尊卑俱乘之。越席，就是蒲草编的席子，也就是邢疏说的，编结蒲草为席，置于车中，以为坐垫，有尚俭的意思。可见殷商时期的车乘注重实用功能，朴实宽敞，没有分别尊卑贵贱，充分发挥了其行走代步工具的作用。

在前面章节“子张问行”中，孔子曾经用形象化的方法，以人御车而行来比类人御道而行。人驾车出远门，需要驷马骖于前，就是选四匹好马驾在车前面来拉车，人站在车上娴熟地驾驭马匹，车子才能行走；君子的言行，就是君子赖以行道的驷马。这是说明君子个人在世间推行仁道，主要依靠言行。

本章以车子来比类国政的推行，即国家行政。殷之辂以实用简朴、不铺张奢华见长，孔子这里借此来说明国家行政要遵循实用简朴的原则，精兵简政、廉洁高效都是它的内容。

服周之冕：冕是礼帽，在礼制社会中，礼帽衣冠都是重要的制度内容，尤其是冠冕，具有重要的文化内容，这里用周冕来代表周礼，孔子十分推崇周礼。周冕也已经很难考证。依包咸注《论语》、《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及刘氏《论语正义》说，冕是礼冠，周冕尤其讲究，有垂旒(liú)，用来遮挡视线；有黈纩(tǒukuànɡ)，用来塞耳，就是用黄棉做成丸状，悬在冕的两边，可以塞住两耳。把眼睛和耳朵遮挡堵塞起来，取意是提醒身为人君的人，要有所不听、有所不视，尤其不要听谗言，不需察察为明。

孔子以周冕来指代周礼，表达治国为邦要用周礼规定的文化制度，因为周礼最为完备。

乐则韶舞：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是圣王推行教化的重要工具，这就是乐。古代圣王十分重视乐的作用，前面我们做了专门的阐述。在古代社会的圣王教化中，主张以礼节之，以乐和之，乐所具有的重要的调和作用被广泛的开发出来，各种重要的活动和场合，尤其是重要的祭祀活动，一定离不开音乐。孔子最推崇的乐是韶乐和武乐。孔子告诉颜渊，音乐要推崇和取法韶舞。古注，韶舞专指舜的音乐，俞樾《群经评议》说：舞当读为武，舞、武二字，古人通用。乐则的则字，应当作法字讲，法则之则，即是音乐应当取法舜乐和武王的乐。舞指武王的乐。孔子评价舜帝的韶乐，说它“尽美尽善”；评价武王的舞乐说，虽未尽善，但也尽美了。

孔子重视礼乐文化对社会移风易俗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化”。我们现代社会中，公关、广告、传媒的作用，已经作为重要的文化内容，客观上在塑造和引导着公众舆论、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的产生发展和趋势走向，这些作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就已经开始显现，对塑造美国文化起了非常重要而十分明显的作用。现今的时代，不只是在商业形象和产品的推广，就是在总统选举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已经成为合法而正式的手段，我们对此要进行深入地研究，以便更好的发挥它对化风移俗的正向的作用，避免它反向的影响。

古人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之上，从礼乐文化的高度，来把握“化”的作用，行使其教化的功能，用于治国安邦。孔门学问对此尤其重视。接下来，就是这种反向的“化”的危害。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放逐郑地的乐声，不用巧言的佞人。因为郑声淫，佞人危险。郑声，是一种原产于郑国的一种具有萎靡导向的音乐风格。郑声淫，是说郑国这种风格的音乐声调滥无节制。《乐记》记子夏对魏文侯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班固《白虎通·礼乐》说：“乐尚雅，何也？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这说明，古人已经充分认识了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对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雅正的乐对公序良俗的建设性作用，和滥淫伤志之声对公序良俗的破坏作用，无论说对于现代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即使现代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企业文化建设，也都未尝不是很前沿的课题。

佞，能言善辩的人，称之为佞。佞人，例如少正卯，言伪而辨，所以不能用。佞人徒逞口舌之利，以此为能，为好强争胜的目的，往往不顾事实，混淆是非，无视善恶，常常因此丧失人性，所谓“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古希腊有“诡辩家”，现代欧美有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有似于这样的佞人。我们不能否认其学术价值，然而，也不能无视其泛滥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孔子在《论语》第十七篇中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也”，讲出了郑声和佞人的危害。在我们传统文化复兴之际，对此不能不注意。

孔子讲的是古代安邦治国最重要的事情，和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仔细思考，这些未尝不是我们现实社会的治世良药。

治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孔子告诉颜回以上的要点，博采古今历代的文化优势，确定时令、车制、服制，音乐，以及禁用郑声佞人，以此相比类，树立宏规矩范，为邦治国乃至于平天下的章法，在此可以概见无遗。